试验机
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陈列馆，展陈着一张1945年12月17日的《新华日报》。该报二版有一篇消息《民主建国会昨日举行成立大会》：“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黄墨涵试验机□□□、彭一湖□□、施复亮等发起的✅民主建国会，已于昨天（十六日）下午一时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到文化教育和实业界人士百几十人。”
黄炎培是民建的主要发起人，早年就阅读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写的传记。他1964年在回忆录《八十年来》中写道：“我所认识，在专研一种学说之前，必先读这位专家的传记，了解他的毕生情况。1921年我在北京会见李大钊，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认识。1936年，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入川，在船上读了《马克思传》三本□□□、《列宁传》一本，这才初步打下了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础。”
施复亮早在1953年12月首写民建史话《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八周年》，他在文章《民建成立的政治背景》第一句就说：“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成立和发展，是与中国的鼓舞□□□□、帮助分不开的。”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废止，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明确地宣传了中国的政策，指出了中国人民奋斗的方向，对于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人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和指导作用。
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又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的这些精辟论述，使爱国的工商业者，从自己多年惨痛的经历中懂得了这些话的正确性，而且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
施复亮文章说：“他们目观政府的反动□□、腐败和无能，日益失望而不满。强大的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中国领导全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斗争日益发展，重新鼓起一部分爱国工商业者的勇气，参加民主斗争的必要。”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更使这种要求有迅速变为行动的可能。一部分与✅工商业者有相当联系的进步知识分子，也认识了这种情势和要求，自觉地去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要求，其中还有少数同志参加。”施复亮说。
“七大”闭幕后，王若飞把的《论联合政府》和一些重要文件，经由秘密途径送往重庆交给黄炎培。黄炎培认真阅读了“七大”文件，预感到国家政治生态即将发生转变，国民参政会始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由□□、和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的第三方势力共同参与。黄炎培作为第三方势力核心人物，出任国民参政会提案审查会主席，位置非常重要。他一看就明白，联合政府必须得回到这个国民参政会的舞台。
1945年6月15日，在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政府决定于今年七月七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
指出：“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一手包办。政府此种对待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并严正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及其他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召集由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在国民参政会上强迫通过许多办法，实行的反动决议。
当时抗战已经处于胜利的前夕，黄炎培觉得这个时候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对中国的大局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作为第三方，义不容辞地应该挑起来把请回国民参政会这么一个历史责任。因此当国共关系僵化之后，黄炎培自认应当尽力斡旋，所以他主动联合了几位元老，又联系了第三方势力中几位老资历的参政员，愿为国共和谈做些事情。黄炎培通过王若飞将意图传递给了延安。延安马上就回电表示：“欢迎你们到延安来访问。”
方面对黄炎培倾慕已㊣久。第一次提到黄炎培是在1923年4月10日《新时代》创刊号所写的文章《外力与军阀》中，称：“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20年代周恩来在上海起义时，他就关注到教育家黄炎培，他说：“黄炎培是个在社会里扎了根的人，我们要关注他，将来也要多有借重他。”
1940年9月，周恩来应黄炎培之邀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第38期“职业青年星期讲座”作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听众众多，盛况空前。
这次去延安，黄炎培十分兴奋：“得通知，准一日晨八时启程赴延安。整理行李，理发。”（《黄炎培日记》6月29日载）黄炎培做好了去延安的积极准备。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讲中说中国有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
在延安，黄炎培与进行了“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话。黄炎培相信并寄予“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尤为称赞：“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事后黄炎培写下了自己对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的窑洞里，黄炎培见挂着自己在1943年给沈钧儒次子沈叔羊作的一幅画上题写的《茅台诗》：“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黄炎培惊喜“早已把我当成自己的朋友了”。
经过五天时间的访问，领导人的朴实稳重，红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让黄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黄炎培在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我认为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
1945年8月21日下午，黄炎培□□、胡厥文和杨卫玉首次在重庆六厂联合办事处（沙坪坝土湾）三人聚会，谈到民建发起问题。他们为抗战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国家避免了沦亡，但是，如何尽快走出困境，恢复国力，这是他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在恢复建设中，重工业是首要问题。何民胜著《施复亮全传》记载：刚从延安访问回来的黄炎培说：“要发展民族工业，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受毛先生的启发想到的。毛先生对我说，战后我国要发展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于是，他们就成立政团的事议论起来，商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
1945年8月28日，□□□□、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黄炎培随社会各界到机场欢迎来重庆后，异常兴奋地去到胡厥文家中，介绍机场欢迎的场景和的书面谈话。晚上，黄炎培□□□□、章乃器□□□□、杨卫玉□□□□、林继庸来到胡厥文家中，就机场谈话展开热议，更增加了组织民建的紧迫感。
重庆谈判期间，三顾特园访张澜。9月2日中午，张澜以民盟名义在特园宴请□□、周恩来和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做东欢迎招待。一进特园，就兴冲冲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席间，黄炎培把酒临✅风，与重温了7月赴延安的窑洞对话，格外亲切。勉励大家道：“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9月17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会见刘鸿生□□□□、潘昌猷□□□、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颜耀秋等㊣人，阐明中国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强调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获得独立□□□□、民族□□□□、民主和自由时，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
随后，胡厥文□□□□、李烛尘□□□□、颜耀秋□□、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在桂园宴请□□、周恩来等领导人。不久，□□、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代表团驻地会见了重庆工商界各团体的负责人。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民族工商业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使在座的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对的了解。
《中国民主建国会史》（2024年10月版）载：“9月29日上午，在桂园会见民主建国会发起人黄炎培□□、胡厥文□□、吴羹梅□□□、孙起孟等。下午，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章元善聚会，商定组织名称为‘民主建国会’。”
10月19日，周恩㊣来应邀参加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发表演讲《当前经济大势》。胡子婴曾在《山城忆旧》一文中回忆其协助重庆工委邀请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作报告的经过。胡子昂躲㊣过特务的跟踪，扮妆到会场聆听周恩来的报告，回忆说：那天“会员都来了，座无虚席，非会员也来得不少，站在窗外，户限为穿”。
“星五聚餐会”是工商界上层人士集会的场所，胡子婴利用自己担任重庆合作金库分库主任的名义与担任重庆制药生产合作社主任的罗叔章一起加入“星五聚餐会”，并说服该会干事会的陈叔敬□□□□、吴味经，邀请✅周恩来到“星五聚餐会”作报告。
演讲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倡议，也重申了“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
周恩来的演讲，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原则。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民主建国会的筹组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缜密地进行。周恩来指示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要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你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作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
同民族工商业人士打交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工商界人士不敢或不愿同许涤新这样的人接触。许涤新多次私下拜访都因“主人✅不在家”而吃了“闭门羹”。但许涤新仍坚毅地一次又一次递✅进名片，以真诚与执着□□□、谦虚与坦诚的交谈，慢慢地取得了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的信任，建立了友谊，从而深入重庆工商界，团结了一大批民族工商界人士。许涤新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开展在经济界的统战工作。
在民建发起人中有近20位党员。施复亮（施存统）1920年加入上海小组，参与创建的早期活动。黄玠然担任上川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直接影响了章乃器的政治态度，使章乃器逐步倾向和支持中国。南方局从事工商界统战工作的罗叔章（1934年加入），协助“皮革大王”徐崇林（1928年加入）发起组织了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入会企业达1186家。抗战期间，“机器大王”胡厥文参与发起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味精大王”吴蕴初参与发起的西南实业协会等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地下统战工作者陈乃昌（印尼华侨，1927年加入），主动登门黄炎培家表示“愿加入民建会”。早期加入㊣的王纪华□□□、王却尘（王绍鏊）□□、陈钧（陈之一）□□□、阎宝航□□、钟复光□□、辛德培□□□、袁庶华等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为民建的发起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董问樵1927年在德国加入，漆淇生1928年在日本加入中国。
民建的发起筹备，历经118天，黄炎培回忆说：“最初㊣发起的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每周开会一次或二□□、三次，最后一次筹备会为十二月十四日，共开会二十四次，其间经过虽为时不久，但亦相当艰苦，参加签名而已经离渝者已不少，愿参加而未及签名者亦复不少。”
在百多位民建发起人中，据不完全统计，工商界及金融界60多人□□□□、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教育界（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及其他学校）30多人；江浙㊣沪籍50多人□□□□、川渝籍30多人□□□□、徽湘鄂鲁粤晋冀豫黔闽辽等籍圴有发起人；新闻媒体有《联合日报》王纪华□□□、《大公报》王文彬□□、《自由导报》田海燕（田钟灵）□□、彭友今□□、李学民等；女同志有罗✅叔章□□□□、酆云鹤□□、胡子婴□□□、杨美真□□□□、董幼娴□□□、钟复光□□□、姚维钧□□□、何萼梅□□□、张群华□□□□、钟守诚等近20位。
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胡厥文致开会词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黄炎培报告筹备经过：“本会产生于每一个人的要求，一部✅分产业界，一部分文化教育界，这两部分人觉得为公为私，都应当有这样一个组织。”并表明“本会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实现选贤与能，天下为公”。
会上，“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致辞说：“要人㊣民有权，才能使政府有能。”“灯泡大王”胡西园说：“为人✅民谋幸福，社会谋繁荣，然后工业才有出路。”“机械工程师”王之轩说：“今后希望追随各位积极实践民主。”“金融家”黄墨涵致闭幕词，提出了“竭尽国民责任”“要为公勇敢，为私不勇敢”“力行天下为公”等政治观点。
“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使我这个本来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进入政治舞台，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机器大王”胡厥文后来感㊣慨道。
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主建国会领导机关。民建成立宣言在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方面，提出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民主□□□、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教育要普及和文化要繁荣”五项政治主张，体现了当时民族工商界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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